清光绪《十一朝东华录详节》载：

“道光四年（1824）乙酉，添设陕西佛坪抚民同知、巡检各一。”

  民国初年，匪患顽痼。1922年3月夜晚，匪越城墙，擒接任两位县知事，后发现身首异处的知事。1924年，将佛坪县政府搬迁至佛坪县袁家庄。

老县城居民，牵牛携犬，随之搬迁而去。

  公元2023年10月，在佛坪县城也就是袁家庄镇北街口看到了这段话，是镌刻在牌坊东侧山坡的那组雕塑上。不用掐指细算，距离搬出老县城99年，距离上次来佛坪31年。那个时候，没有这座牌坊，更没有这组雕塑。

  老县城是个小众话题，真正关注者并不多。资料显示，佛坪县户籍人口3.22万，常住人口2.60万，城镇人口1.39万，即使城镇人口都居住在袁家庄镇，也不见得都与老县城有渊源，不可能对远在两百多里之外的另一个山沟沟产生多大的兴趣。所以，寻根情结并非人人都有，老县城话题很难炒热。

  记不清是何时开始关注和向往老县城的，只是远在京津很难走近。此番回汉中休整，想把没去过的县城走一走，老县城也被纳入议事日程。尽管，老县城不在汉中地域内，而且路途比较遥远，但不来看一看于心不甘，因此成为县城游之首选。汉中至老县城，走高速和京昆线是243.8公里，不走高速是247.3公里。要是从西安出发前往，也是将近200公里。

  走京昆高速，从大河坝出口下来，进G345行驶20公里，上京昆线过佛平县城至沙梁子下国道，进入黑河国家森林公园的道路，行驶将近40多公里到达老县城村。森林公园到老县城这一段最难走，山高坡长路窄弯道多，而且还有涉水路段。尤其是站在秦岭梁管护（检查）站观完景之后的那一段，堪称奇险无比。

  进城，准确地说是进村之后，眼前的一切尽管在意料之中，却还是在心里萌生出五味杂陈的凄凉感。想起了山上检查站附近的那块“老县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”牌子，1993年就批准成立的保护区，人家保护的是自然，包括生物多样性、水资源、土壤和自然景观，老县城遗址遗迹顺便沾点光罢了。

  在村东或曰城东的“农家乐园”泊好车约好餐开始游览，吃饭时才听女主人说作家叶广芩曾住在她家，还给她家题写了农家乐招牌。经过一个院子时看见悬挂着贾平凹题写的“秦岭一叶”牌匾，应该是叶广芩工作室所在了。老县城知名度升高，叶广芩功不可没。那个藏于大山深处的青木川，倘若不是她的小说，不是那部《一代枭雄》电视剧，肯定不会那么快就火爆起来，成为大众趋之若鹜的著名景区。

  村里或曰故城里只有一条大道，车子是自西门进来出东门的，便折回去先看东门。“景阳”二字清晰可见，待看到西门和南门的字迹无法辨认时，查资料得知分别是“丰乐”和“延薰”。暗自琢磨，景阳门应是修旧如旧使然，丰乐门和延薰门应是更接近真实，或人为地鼓捣成那样子的。城门之间由石头砌成的墙连接着，残缺不平，杂草丛生，毫无城墙该有的威武雄伟。

  故城里没有多少房屋，一座古香古色的房子檐坎下的招牌显示，这是故城内唯一仅存的一座清代建筑物，名曰“荣聚站”。看那模样，咋说也是翻新复制的。而作为古代县城最起码的建筑，比如署衙、司狱署、守备署、学署、书院、义学、文武庙等，还有城隍庙、关帝庙、土地庙、财神庙等，都变成了棕褐色的牌子竖在地里，标示其曾经存在过的位置。

  城里城外主干道旁的一些房屋正在大兴土木，据称是政府拨款进行维修，估计是为了鼓励村民们发展旅游业。这些房屋与那座清代建筑一样，并非关中那种“房子半边盖”，而是尖屋顶的两边盖。空余地都用桦林木围栏或铁丝网圈着，阻挡牲畜或野兽糟蹋地里头种着的庄稼和蔬菜等，同时也起到保护文物遗址遗迹的作用。

  南门内的道路是V字型，猜不出为什么铺成这样子，过去肯定有对着城门的街道，两侧布满各种铺子。爬到城门顶上环顾四周，远山近景，一片秋色。彼时的县城尽管小，人声鼎沸还是可能的。坐北朝南的城池，北面是河流也没有门，东西两座城门的走向顺应这个群山环绕的川道，老县城繁华鼎盛时期的南门外浅山坡上应是聚居之处。南薰门寓意，应是《南风歌》所曰，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

  西门外竖有有“佛坪厅故城”保护单位石碑，把人的思绪拽到遥远的清代。因为人口大爆炸，饥民们涌入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开荒种地求生存，清廷发起的“湖广填四川”运动让玉米、洋芋、番薯等域外传来的农作物，通过移民得以广泛传播与种植。老县城这片处于傥骆古道旁的平川地，还有溪流缓缓而过，召唤并聚集了大量的流民。有信佛教的移民雕凿一座麻石佛像建庙供奉之，人们把这座地标建筑称为佛爷庙，这个地方也就成了佛爷坪。这个说辞，见之于清光绪年间的《佛坪厅志》。

  秦岭深山里有不少类似佛爷坪的地方，聚集的人口不断增多，道光年间的汉中知府严如煜给皇帝禀报说，周至与洋县之间的六百里地上，山深路险，流民不下数万。此人算得上是贤能之辈，看问题透彻，洪秀全就是率领桂平山里的流民闹腾成了太平天国。他建议朝廷在周洋之间添设县丞进行管理。皇帝准奏，设周洋县丞，归西安府管辖。县丞所在，就在现在的佛坪县城所在地袁家庄。只可惜，县丞才是正九品，调动不了钱粮人马，对老县城这一带的管理鞭长莫及收效甚微。

  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，陕西巡抚卢坤给皇帝报告说，老县城这一带千余里的地方，距离周边县城的官府数百里，知县办案件、民间运粮食或打官司，往返七百余里，山高路远，官民皆苦累。他认为，佛爷坪距周至县350里，距洋县360里，为两县适中之地，可以增设抚民同知一员、巡检兼司狱一员管理这个地区，使官民各得其便。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凤县县令、浙江钱塘人景梁曾，由七品升至六品佛坪厅抚民同知。至此，作为散厅的佛坪厅正式成立，废周洋县丞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2月，佛坪厅改为佛坪县。

  可叹，道咸年间的清朝社会已经陷于混乱与动荡，诞生于这个年代的佛坪厅城也是饱受战祸与匪患之苦，实在谈不上有什么辉煌时期。史料记载，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九月至三年（1864年）十月，太平天国的蓝大顺部就先后三次攻克佛坪。有资料说，光绪初年，厅治境内岭南有七千余户，岭北有三千余家，共计八万余人。但土地耕作久了无肥力，而且雨水太多影响作物生长，山外迁移来的人又陆续迁走了。至光绪十年（1893年），住户不过四千多，人口下降到两万八千多。小时候听老人们讲，祖上是从佛坪大山里搬迁而来，也不知道从安徽、湖南、湖北来的先人们，可否光临甚至住过老县城？

西行不远，先是村委会的两层楼和院子，接着是“周至县佛坪厅旧城文物管理所”。隔着铁栅门拍摄亭子里的石碑时，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很客气地打开锁，在我们连连表示感谢时，他说从监控里看到了，就赶紧出来给开门。碑廊里陈列着许多石碑石刻，应不下于百十通，记载或承载着厅城过往的历史。只是，除少数比较清晰之外，太多的都是字迹模糊难以辨认。好在，每件古董跟前都摆着说明牌子。摆放于中间位置的《三龙戏珠神道碑》很是别致，雕工细腻精美，实属罕见。三龙戏珠是一种传统文化，三条龙分别代表天、地、人，表现和寓意宇宙和谐美，这块石碑不知道当时作何用。

  还有有两通石碑很有意思，即《处罚王永盛朦官舞弊碑》和《清官第一碑》，乱世中的山民朴实单纯，懂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。孙培经之前任张治，于1922年初走马上任和旧知事车正轨交接时，双双被土匪劫走杀害了。孙培经临危受命，于1922年6月下旬到任收拾烂摊子，带领人马剿匪抚民，使得小山城回归到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。在青黄不接闹春荒时，孙培经设置粥厂赈济百姓，使得大家感恩戴德树立颂扬碑，这在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确属少见。只不过，据说孙培经虽然兢兢业业也是胆战心惊干了两年，因境内教育情况太差遭省上训斥而匆匆离职。

  张治和车正轨到底被哪一伙土匪劫杀，至今还是一个谜。一个说法是，盘踞袁家庄的南郑人郧天禄劫走他俩，并杀害于财神岭。但是，有碑刻说郧天禄早在两年前就被剿灭了。那时，山高林密、沟壑纵横、地域辽阔的陕南地区，地方势力盘根错节，土匪活动猖獗，人数多达10余万，百姓称之“十八路诸侯”，著名的有王三春、袁刚、周寿娃等，青木川的魏辅唐其实也是当土匪起家的。也因为汉中周边的秦巴深山老林地区距离官府太远，不便于管理和统治，早在乾隆二十九年（1765年）设置了留坝厅，在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设置了定远厅。所以，土匪手脚利落，几乎未留痕迹，两任知事死得冤枉。

  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七月，接替孙培经的是吴其昌，上任之初就遇到土匪头子任朝举聚众数百人骚扰袁家庄、厚畛子、佛爷坪。被土匪吓坏了的吴其昌，只好背着官印到处躲避，经常找借口盘桓滞留于汉中或袁家庄而不归。厅改县时，袁家庄巡检改设为县佐。民国初的县佐为县知事的佐理，相当于副县长，不与县知事同城，配有相应的机构与场所，县佐署为吴其昌等一班人躲避匪患、搬迁县城提供了方便。

  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9月，县城由佛爷坪搬迁至袁家庄，县署设在县佐署内，佛坪厅城终被遗弃，至袁家庄之路也逐步荒芜。这是佛坪政府网站的说法，与袁家庄北街口碑刻不一致。事实上，因《佛坪县民国志》书稿还未刊印主编过世，而且土改中被付之一炬，类似的重大事件因时过境迁就有了多种说辞。佛坪县建制曾于1958年11月撤销，1961年8月恢复。1962年7月，厚畛子等6个公社被划入周至县，使得佛坪县的名谓来源与行政区划不相一致。

  在农家乐就餐时，特意询问女主人，村里现在还有多少人？她说有41个人。这个数字与传说中的40多户人家大相径庭，与坊间盛传的“九户人家一座城”比较吻合，也有说七户人家的。她说，娃娃们念书都得去周至，厚畛子镇都没有学校了。还说，庄稼也不种，许多地都荒了。如此这般，这里并不适宜长期居住，人气只会越来越差，顶多在旅游季节里开办一些农家乐，供山外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体验传说中的“香格里拉”。

  返程时特意在湑水河边停下来看了看，这条跟成语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密切相关的河流是汉江的支流，河源是厚畛子镇境内秦岭南坡的光头山，也有说财神岭的。光头山，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，最传神的说法是，站在山梁上撒泡尿，一半流入长江，一半流入黄河。湑水河是老县城的母亲河，中下游泽被城固和洋县，自汉代开始就建有五门堰和杨填堰等引水工程。据称，五门堰堪与都江堰齐名。曾在那一带去过很多次，很荣幸能来上游看一眼。只可惜，没有能去源头走一遭。

  湑水河清澈的溪流，令人激动不已。想起了当年在遥远的阿勒泰，看见喀纳斯湖水的时候差不多要哭出来，多少年未曾见识过藏在幼年记忆里的纯净河水了。秦岭山区包括老县城人在内的善良民众，为保护“中央水塔”作出的奉献可以彪炳千秋。联想到近几年频繁被炒作的佛坪县太小不值得保留等话题，先不说那些不知道老县城历史、不了解秦岭山区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人稀里糊涂瞎跟风，抛出议题或话题的所谓专家是否也了解这些？佛坪县的人口的确少得可怜，但所管辖的地盘乃至这片土地上的资源，绝非用人口数量和“鸡的屁股”能够衡量的。对了，现在佛坪县的面积，还不及旧佛坪县的三分之一。

  还去看了引湑济黑的导水涵洞等设施，来时经过黑河森林公园时看到“引湑济黑调水工程”的大石碑还有些诧异。查阅资料才知晓，这项工程早在2010年12月就建成主体，并通水试运行。涵洞隧道口分别有对联，很是大气磅礴：出汉水西始东向福泽秦川大地，穿秦岭南来北往贯通黄河长江；取湑水渊源泽黑河甘泉南北皆益天下奇欢，削长江洪峰济黄河涸流两域共福华夏共乐。

  其实，引湑济黑只是小动作，引汉济渭才算是大动作，除了润泽关中、解渴陕北、带动陕南之外，其更大的意义是解决了长期制约西安城市发展建设的瓶颈问题。西安乃至关中地区缺水早就存在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旱水荒时，白发老太太拿着水罐子在炎日之下排队的景象令人至今难忘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，陕西省先后启动和实施了“引嘉济清 ”“引红济石”“引嘉济汉”“引湑济黑”“引乾济砭”“引汉济渭”“引嘉入汉”“引嘉济渭”等八个南水北调引水工程项目，这是构建国家水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汉中在南水北调以及构建国家水网体系的建设中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，也承担着许多还预知不到的生态风险。